有关栽培植物命名的国际性统一研究与法规制度，则远比上述野生植物的命名体系要晚。直到1953年才有第一版《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》问世。我国学术界对此事介入则更晚。1987年，中山植物园主任贺善安应邀作为中国代表，第一次参加国际植物学会大会，并将第五版《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》带回国内，交由袁以苇、许定发两人翻泽后出版。这是《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》在我国国内最里的、也较完粮的引进和普及。贺善安(2004)指出，《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》出版的重要性在于：首先，它正确认识客观世界，正确表达客观事物；其次，它统一了栽培植物命名原则与方法,使国际交流得以有效逬行；第三，它能科学地鉴定栽培植物，为保持知识产权提供科学依据。
《国际栽培植树命名法规》第艽版问世以后，国际上出现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对法规研究和争论的阶段。延至1995年及2004年，《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》第六版和第七版才得以顺利产生，其中文译本均由向其柏、臧德奎等人翻译，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。现根据有关资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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